编剧行业生态调查:从新人到资深,编剧的不堪负重

对于编剧的尴尬地位,知名编剧海岩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不要说导演和演员,编剧现在连一些技术人员都不如。”

编剧,是影视剧创作的关键一环,然而国内行业并未给编剧人员应有的尊重。近些年,枪手、无署名、追债,围绕编剧的生存和侵权事件时有发生;而白天开策划会、晚上通宵写剧本也成了很多编剧的真实写照。

然而即便如此,编剧创作的剧本仍然面临来自制片、导演甚至演员等各个制作人员的修改意见,编剧辛苦写出来的剧本到最后呈现已面目全非。

一方面,业内人纷纷注意到剧本在电影的重要性,“中国电影缺好剧本,缺好编剧”的声音成为共识;然而另一方面,编剧却极少得到应有的尊重,编剧仍旧是制作端中最没有身份,最没有认同感的存在。

而从去年开始,影视寒冬已经笼罩包括影视制作、宣发在内的上下游各个环节,作为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编剧自然也未能幸免。很多编剧原本就没有多少保障,收入也不稳定,如今更要面临项目锐减,无项目可写、补缴税务等危机。

年关将至,导演帮围绕编剧的生存状况做了相关的调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来揭开整个编剧行业的生存面貌。也寄予中国编剧的生存环境会变得更好,那些仍在坚持创作的编剧的明天日渐明朗。

强烈的歧视成为新人进入行业的巨大门槛

对于编剧新人来说,推出自己的处女作是证明自己是编剧的最必不可少的一步。然而即便是写出来了剧本,也会遭遇行业的各种歧视。

赵文雯目前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剧作方向的一名学生。目前她已经写了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剧本,其中《小镇上的音乐会》这部有着她更多青春记忆的项目最有可能成为她的处女作。

对于新人编剧的困境,赵文雯告诉导演帮行业对于新人存在很明显的偏见,她认认真真地写了剧本,但在与业内交流时,她感受到对方一种强烈的质疑感,这让她感觉很无力。

“一个20来岁女孩子,就只能写爱情片,写不了那种类似于90年代的事情,说你都没有亲身经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很让人受挫。”

这种歧视,刚完成《火化》项目的马天利也有着强烈的感受,他目前正在寻找和一些导演和演员谈这个项目,只是目前推进上仍然很缓慢。

“要么把编剧活活逼成导演,否则没有人看到他的本子;要么导演找不到好的原创剧本,他只能逼着自己写本子。”对于新人编剧在行业遭遇到的歧视,马天利有着自己的苦恼和不解。

被骗、廉价、无署名、当枪手,编剧备受煎熬

近些年围绕编剧被骗剧本,当枪手以及无署名的现象时有发生。

还未在行业站稳脚步,并没有多少话语权的编剧经常会被其他出品人或制作人员欺负。当被反复修改的故事梗概或剧本发过去之后,对方不是失联,就是直接回复你写的太差,然而背后却拿着编剧的劳动成果私下拍摄。

《阿公的空中田园》的编剧黄航就遭遇到这类情况,毕业时他也像大多数影视专业的毕业生一样,满腔热血地奔向电影公司,参加剧本研讨会和创投会。然而在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创意与想法和盘托出时,他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创意的东西,他们最后也用了,但是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收益。”

此外,署名权之争也让编剧感到苦恼。一些制作人员要不让编剧选择不署名拿到略高的稿费,要不以联合编剧的身份,选择在稿费上克扣。

《好是风和日暖》的编剧和导演刘赫形容道,自己遇到过太多的案例,写的过程中项目夭折了,辛辛苦苦写完剧本对方既不给费用又不署名,这类的辛酸事,他都经历过。

在刘赫看来,编剧要承受太多的和阻力和风险,辛苦地写完作品后,还要综合外界更多的意见和声音,即便按意见写完了,也可能因为其它一因素拍不了;即便拍完了还可能上映不了。

而对于编剧遇到的各种维权,实际上即便是名编剧也会发生。

前几年,编剧谭岚曾在微博上直播她与国龙公司因剧本《家有双妻》署名权而引发的纠纷;编剧李亚玲为此还和《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的制作方为著作权打官司。

不稳定、追尾款、被改剧本、过劳死,编剧承受多重压力

外界看到名编剧的光鲜,却忽略了编剧其实是一个高危的工种。此前,80后新锐编剧赵国燕王在佛山剧组猝死,年龄只有34岁;类似的还有《永不磨灭的番号》编剧张磊也因为过劳问题而病逝,年仅35岁。

去年,由演员转行编剧的李艾佳也发生猝死事件,年仅36岁,而原因则是她的工作强度却比以往当演员时更高,高强度工作,熬夜修改剧本。

对于编剧的工作,业内人曾透露经常熬夜赶剧本,超负荷的工作方式自然会影响自身的健康。像编剧刘和平曾自曝,“历时六年,前天写完了‘全剧终’三字,今天发现自己尿血了。”

当然即便是健康暂时没出现问题,编剧也要面临其它多方面问题。比如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不仅新人编剧会遇到,就算是有多个作品的编剧也会面临这方面的压力。

《叮当人生》的李绚彦从2011年开始步入编剧行业,不过虽然已经有多部作品,李绚彦透露自己仍然像很多编剧那样,需要承受着挺大的经济压力。李绚彦一直在做原创剧本的创作,但一个原创的项目大致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周期要比改编长的多。这也导致她为了维持剧本的创作,还要去影视公司做剧本策划类的工作。

此外,整个影视寒冬的大环境更是加剧了她这方面的压力。

“2017年之前,虽然也难,但没有觉得特别难;但这两年就感受到特别难。找我写剧本的项目方、制片人是多了,但是能够签约往下走的项目却非常少。”

已经有《好大一个家》等多部电视剧播出的梅二月也有着自己的困境。除了在由电视剧编剧转型为电影编剧,她也透露编剧会在创作之外还要寻找制片的对接,以及与之沟通,双方在剧作创作上产生的冲突和分歧。

实际上创作的问题,即便是高满堂、汪海林这类的一线编剧也会遇到。

此前,历史剧《楚汉传奇》也曾闹出乱改剧本事件,为此作为编剧之一的汪海林也在网上晒出了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剧本,更是声称“从今天起,网友骂哪段,我就贴哪段原剧本。”

刘和平透露自己在创作《雍正王朝》时,曾严格按照史实写了年羹尧西北大战,但遭遇投资方资金考虑,最后把这段战争戏给换了,而最终连夜改出来的剧本也没有拿到承诺的五万元。

编剧需要更多的空间和声音

通过采访,我们看到处于底层中的编剧正在承受着太多本不应该赋予的行业之痛。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正在努力转型的编剧,还是已经有作品进入市场的资深编剧,他们各有各的困惑。

有的人正在逐渐远离这个曾经挚爱的行业,有的人逐渐失去了当初的创作热情,有的人还在为创作之外的大环境而担忧。

因此他们也需要创投会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对话,诸如找合作方,为自己的商业类型片找到更专业的创作团队以及项目资金,这些也成为编剧的共同诉求。

此外,编剧面临的的不得不转型的问题也理应引起行业的重视。比如虽然有的编剧擅长于文字创作,他们更愿意成为职业编剧;而一些导演擅长视听语言而剧本创作一直是弱项,但这种职业编剧和职业导演的结合反而能弥补各自的短板,同样能制作出优秀的作品。

但是目前的行业现实是“要么把编剧活活逼成导演,否则没有人看到他的本子;要么导演找不到好的原创剧本,他只能逼着自己写本子。”这样的现实正在剥夺新人的机会,也在逼着他们成为并不愿做的编导一体的人员,逼着他们无法专注于最擅长最有热情的事情。

所以,在看到他们无奈的同时,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编剧的迷茫和转型的打算,他们既有把编剧当做一种副业,也有的在考虑将编剧只是作为导演或监制之类的跳板。

但如果行业真这样发展下去了,未来都没有编剧愿意做编剧了,剧本又从哪来,优秀的剧本还会有谁来提供?

最后,我们也希望行业给编剧更多的关怀。

好的剧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创作完成,市场也要给那些编剧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有个生活保障,莫把编剧当“副业”。

在歧视链上也要对剧本足够重视,少一些非专业人员对于剧本随意的更改,市面上也能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只有当整个行业以及社会共同行动起来,给予编剧以及剧本足够的尊重,编剧的生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更多优秀作品才能产生,影视行业的寒冬才会远去。